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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目的很简单：把矛盾激化，把学生们的情绪煽动起来，然后等着朝廷犯错。

    如果朝廷打压反对派，那就坐实了“豫王专权、不容异议”的名声。

    如果朝廷打压支持派，那就是“连自己人都打”，人心尽失。

    如果朝廷两边都不管，那就等着闹大，等着出事，等着有人借题发挥。

    高明。

    孔颖达回到案前坐下，拿起毛笔，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两个名字。

    裴伯瑜，河东裴氏旁支。

    赵延年，寒门出身。

    他又想了想，在两个名字下面各写了一行小字。

    裴伯瑜的名字下面写的是：“半月前忽然开始在食堂高谈阔论，此前一年几乎不与人来往。”

    赵延年的名字下面写的是：“恩科入学不足三月，对朝廷政策的了解程度超出常理。”

    孔颖达把笔放下，把这张纸叠好，塞进袖子里。

    他没有声张。

    没有找博士们通气，更没有上报朝廷。

    因为还不确定幕后的人到底是谁。

    如果打草惊蛇，对方缩回去，这条线就断了。

    三天后。

    孔颖达在国子监的布告栏上贴了一张告示，宣布九月廿三举办一场“辩论大会”，题目是《新政利弊之辩》。

    支持派和反对派各出五人，当着全体师生的面公开辩论。

    告示一出，国子监学生们议论纷纷，有人兴奋，有人担忧，也有人觉得孔祭酒疯了。

    可那十几个“激进分子”最兴奋。

    裴伯瑜主动找到孔颖达，表示愿意担任反对派的辩手。

    赵延年也来了，说自己要替新政正名。

    孔颖达看着两个人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好，好，年轻人有锐气，老夫很欣慰，你们回去准备吧。”

    两人走后，孔颖达拿出袖子里的那张纸，在上面又加了几个名字。

    这几天他一直在暗中观察，发现裴伯瑜和赵延年虽然在食堂吵得不可开交，但有两次，他们被人看到在国子监后门外的巷子里碰过面。

    时间都是在天黑之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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